下面仅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予以说明： 1.行政指导：政府有对民事活动进行指导的权力 行政指导是政府或行政机关通过对民事活动提出建议、告诫等方式，以实现行政目的的行为。

由此视之，麦克温根本就没有回答古代的宪政主义如何成了现代的宪政主义，从宪政主义的路径来揭开古代与现代之对立的努力仍然有待于来者他还认为，这一宪法秩序的来源，正是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当家做主人）和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村土地集体化和城市土地国有化），具体的表现则为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3条和第47条关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农村土地原则上只能用于农业建设，征收农村土地按原用途给予补偿的规定。

理由如下： 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允许由所有权人出让，当然应当有所限制，如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不得出让。为了落实上述决定，立法者改变了他们对于《宪法》第2条修正案的看法。进入专题： 土地制度 宪法秩序 制度变迁 宪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这种法律上的困境了然于胸。[7]房维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时，其修宪的意图在于，土地的各种使用权原则上是可以转让和自由流通的，只有例外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这种权利。首先，依照现行法律，集体农业用地的使用权（主要是承包经营权）确实可以通过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国有农业用地不仅拥有这些权利，而且还可以通过抵押和担保的方式获得融资。奥地利之所以实行一审制，其理由在于，行政裁判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事件的合法与公平，要从行政裁判的本体上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

平政院不存在法国行政法院的咨询职能。故此时平政院为隶属于行政权下的特设机关，实行行政裁判制度，平政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55]最后第18条被修改为：诉讼当事人已提起之诉讼，非经平政院许可后，不得请求撤销。《关于行政厅违法处分的行政裁判案件》（1890年法律）则规定，除法律敕令另有规定外，只有其列举的五种案件因行政厅的违法处分毁损权利的，可向行政法院起诉。

3．审级上的一审终审主义 在审级制度上，采用了一审终审主义。[⑩] 教令第39号，《政府公报》第682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影印本）》第26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同年11月6日，由载泽等负责编纂、总核大臣奕劻等核定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上奏清廷。但在具体的设计上也参考德奥等国做法，选取了受案范围的概括主义等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制度。[60] 在行政诉讼裁判的执行方式上，中国亦有其特别之处。[30]肃政史对于人民未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可向平政院提起。

历任院长为汪大燮、周树模、钱能训、钱能训、周树模、熊希龄、夏寿康、张国淦、汪大燮、邵章、胡惟德。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条亦规定：平政院不得受理要求损害赔偿之诉讼。而且，如果依据该奏折起草的草案也应该叫做行政审判院官制草案而非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人民对于行政官厅之违法处分损害权利提起诉讼，盖对于违反行政法规而言，非普通民商法也。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基本雷同：行政诉讼未经裁决以前，除法令有特别规定外，行政官署之处分或决定，不失其效力。[③]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虽然天坛宪草否定了平政院的设置，但民间版本的宪法草案则有较多的平政院支持者，例如，梁启超、李庆芳、汪荣宝、何振彝、席聘臣、王登乂、吴贯因、姜廷荣等。张莉也同样指出法国行政法院具有这一权力。

4．职权主义 在行政诉讼中，大陆法系常采用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则常用当事人主义。[⑧] 参见朱新谟：《论民国大学控告工商总长之判决案》，《民国经世文编（法律）》，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988-1991页。（一）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背景 在近代，所谓宪政国家，因宪法保障机制付之阙如，其实质主要就是法治国家乃至法治行政，即在宪法的制度框架中，通过依法律行政原理、并辅之以行政诉讼的担保机制，实现控制行政权的目标。[23] 参见章士钊：《吾国设立行政审判院在宪法上当作何意味乎——行政审判论》（1911年9月30日、10月2、3日），《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613页。[50] 在参议院审议草案时，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中国若效仿日本，则会导致平政院事务太繁，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而且会增重人民的困苦。

根据《诉愿法》第2条规定，诉愿之后不服其决定者还可以向直接上级行政官署再提起诉愿。[1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从此诞生。

但按照孙中山先生自己的说法，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即对于人民原则上亦应受理。

[20] 时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也反对天坛宪草否定平政院的做法，主张德日模式的行政诉讼。例如，章士钊认为，行政法之为名，以入英美、大陆两派学者之论潮，其意义专限于行政裁判一点。

[60] 该数据系黄源盛从其收集到的187件裁判中计算得出，参见黄源盛：《自序——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黄源盛纂辑：《平政院裁决录存》，2007年自刊行，序言第89-90页以下。蔡云：《平政院与北洋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第57-60页。政府去年亦有设立平政院分院之提议，因经费过巨，此议未能见诸实行。[35] 参见〔日〕田村悦一『自由裁量とその限界』（有斐閣、1967年）6頁。

这一规定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0条所继受。但行政厅及行政裁判所依职权或依原告的申请，认为必要者，可停止其处分或裁判的执行。

[?] 法律第3号、第4号、第5号，《政府公报》第793号，《政府公报（影印本）》第35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9-28页。[42] 普鲁士采取列举主义，其背景之一在于当时的德国盛行理性主义。

法国的司法部长（后为总理）是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定院长，且有较多高级行政官员充任参政员职务，[32]而平政院院长则是大总统另行任命的人，评事亦为专职人员。在性质和功能上，依《平政院编制令》第1条规定：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察理行政官吏的违法不正行为，但以法令属特别机关管辖者，不在此限。

[62] 关于其总体情况的介绍，可参见黄源盛：《自序——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黄源盛纂辑：《平政院裁决录存》，2007年自刊行，第37页以下。《行政诉讼法》草案第18条曾规定，诉讼当事人已提起之诉讼不得请求撤销，但肃政史所提起之诉讼不在此限。[46]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沿袭了日本的做法，即以诉愿前置为原则，直接起诉为例外。故平政院之应设置，于事实、于理论均无不合。

具体而言，又有设置参事院的法国模式和设置行政法院的德国模式两种主张，后者也为日本所效仿、也为中国《行政诉讼法》实际采纳。虽然立法者也会根据本国的实情在各种外国做法之间进行取舍，但在选择时往往选择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由普通法院兼理行政裁判有利于节约经费。[41]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一册），第8页。

[51] 《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一册），第4页。[36] 2．损害赔偿诉讼的排除 在行政诉讼中，排除损害赔偿的审理是大陆法系的多数做法，只有法国在1873年的布朗戈案件中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并由行政法院加以审理。